临本犹可爱如此，况于真迹？伯时宝之，伯长、仲晦书之，不可不题其后。淳熙癸卯二月朔。

眉山王立言叔子，天下士也。号为天下士，而天不为天下惜，何也？物肖形天地间，韬灭黯晦，不愿为材者尝寿，而佩美负奇，炳然著于外者，未有不毁性伤生。故文木自寇也，文雉自翳也，文豹自罟擭陷阱也。不但草木鸟兽之文为然，灵于物，秀于万灵者，尤造物所深忌。回夭于学，谊殇于才，机瘃命于文，贺短折于诗。昔之圣人所以于《坤》之卦曰「含章」，《丰》之诗曰「尚絅」，盖为君子虑亦深矣。立言发未燥已刻意肄业，与伯氏世起各专一经。伯受《诗》，季传《春秋》，讲贯砻错，日诣精到。载笔入都，俊造之林莫敢为矫。先是学《春秋》者率以伯者事业横于胸臆，故说利害强弱较巧，而于公义人心上抉出疑伯之说，独立言唱之。厥后冠里选，第南宫，上第者皆其膏馥所沾溉也。立言虽明经，不同一艺之士仅有偏长。精微朗畅，尤长于论，每一篇出，人竞传之，皆口自讽吟以熟，亦可谓雄于文矣。余尝谓文章固士之末，而因末可以探其本。盖君之学问，家有渊源，如浚井得美泉，愈汲而愈不尽。博物洽闻，号经史笥，名朝隐者，君五世祖也。中制科异等，名当、号红带老人，名淮奇者，君之高祖从兄弟也。礼部侍郎、直学士院、兼侍讲、修国史，始终不附京、桧，号玉台先生、名赏者，君曾祖也。订唐、五代、国朝故实，承议公《（原本缺）东都事略》，吏部公名称者，君之王父、从祖父也。早习博学宏词，晚放情于一觞一咏，号寸耕居士、名养心者，君考也。王氏自嘉祐迄嘉泰，百四十馀年，世称为文章家。君又逮事诸祖，生长食息不离典训之内。门地人物固已高世，老师宿儒尤加器重，谓天必玉于成矣。而一第不满能，一官不及禄，父垂老，祖母肺病，君亦蕴劳成疾死矣。呜呼！天既予之才以绍五世之美，而不复假之年以营一日之养，意何为哉！君卒年四十四，环乡大夫士哭于野、于室、于寝门外，皆恸。遗文有《春秋折衷会解》、《周官说》、《题千金敝帚》、《文章正宗》、《典故》十钜编，藏于家。两娶：马氏、唐氏女。男二，孙一。子浚仲避蜀难，与余同侨寄吴兴。忽一日袖其家乘、行义、年状，泣而告曰：「先君子合祔于鱼𩸾山旧矣，而未有述。先生赐之铭，则是欧老为曾书志，而巩不死其亲；苏公为陈作传，而慥克终其孝」。嘻，子过矣！然亦何可不慰其心？铭曰：

隰有桑，荡有荷。君终于无禄，伤如之何！为子式歌，落霞残日西山阿。

本朝古文始自河南穆修伯长，实宗韩、柳。韩之文定于诸钜公之手，而柳集亦经伯长是正。胥山沈晦复相雠正，比伯长加详，然其机杼原委要未呈露。仲韶先注释韩集，学者争传其书，而斯文加密。非仲韶发之，孰窥其秘？

政和六年季秋朔，大享明堂，祀上帝。某以刑部尚书摄初献，同亚献礼部尚书姚伯受、奉俎兵部侍郎宇文仲达前一日致斋于祠所。仲达语及养生，手录此书示某，戒以非人勿传云。

江发岷山东，流入于巴，其下多巨石。霜降潦收，则石皆森然在水上。昔涪之人有即其趾刻二鱼，或考其时盖唐云。其后始志其出曰其占有年。前予之至尝一出，已而岁不宜于稼，及予至又出。因与荆南张度伯受、古汴赵子澄处、度公曚景初，李景嗣绍祖、杨侃和甫、西蜀张宝廷镇、任大受虚中往观。既归，未踰月而旱。予窃怪其不与传者协，岂昔之所为刻者自为其水之候而无与于斯耶？抑其出，适丁民有年，而夸者附之以自神耶？将天以丰凶警于下而象鱼漏之，则惧其不必于政，而必于象鱼，故为是不可测者耶？于是归三十有六日，乃书此以告后之游者。是岁绍兴十五年，正月廿八日也。嵩山晁公溯子西。

俗子赝作，虞伯施题于后，反为此帖之累，当剔去之，尤伯长父子之言信矣。予亦谓并其后八字宜斥去，不然，岂当使斯人寄俗子篱下耶？

少时读《书》，窃自念古圣人之道高明广大，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意度，当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。如曰「惟精惟一」，如曰「一德」，略见深旨；其他大略曰钦，曰敬，曰谨，曰克艰，曰孜孜兢兢，曰典常，曰学于古，曰奉天，曰勤恤，殊未省其实。岂圣人姑致其谨，循其常，而其中固自有广大高明之妙耶？岂帝王之治理如此，而不及其精微，其精微不多见于《书》耶？至读《论语》亦然，惟见孝弟忠信、力行学文，平平常语，所谓一贯之旨亦未明白，无隐之诲亦不终告。岂圣人不轻出其秘耶？何其莫可晓也？及微觉后，方悟道非心外，此心自善，此心自神，此心自无所不通。心无实体，广大无际，日用万变，诚有变化无穷、不识不知之妙。而旧习尚熟，乘间而起，不无放逸。于是方悟《尚书》《论语》所载止合如此。放心之戒，果为要害。此心微动，百过随之。此心不动，常一常明，钦敬谨戒，常妙常一。治乱之机在此，古道在此，典常在此。顺此为勤，反此为怠；顺此为恤，反此为虐。孝弟忠信，乃此心之异名；力行学文，乃此心之妙用。一贯之诲已详矣，不可更言；无隐之诲已详矣，不可复说。万务错综，无非大道，不安厥止，祸乱攸基。

舜戒禹曰：「敬修其可愿」。此「可愿」即孟子曰「可欲之谓善」。夫人之所愿欲，虽纷纷无穷，大概不出二端，善与不善而已矣。其善者可愿，其不善者不可愿。善即道心也，即中也，即精一者也，顾人未之察耳。孟子曰：「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善者，舜之徒也。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利者，蹠之徒也」。欲知舜与蹠之分，无他，利与善之间也。徐行后长，服尧之服，行尧之行，即尧已，此外岂复有深隐不可测识之妙哉！即此可愿之善，自是至中至正，至精至一，不可识也，不可测也。使舍此善而欲求精隐深微不可测识之妙，乃非尧舜之道。

皋陶曰：「慎厥身，脩思永，惇叙九族，庶明励翼，迩可远在兹」。后世之言治者往往率不信，以谓后世难治，与古不同，治道必不可止于此。乌虖！此后世所以终不及古也。慎厥身，则治道得矣。《禹谟》所谓「克艰，政乃乂」，正谓此。其有所脩，当思久永。久永则为道，不永则非道。道即恒性，由此恒性，悠久不已，斯乃诚实，非由外假。其施行则淳叙九族，由亲及疏，亲亲有杀，无非道者。昧者不知，以为惇叙九族而已，非道也。惟圣人知其为道。《易》曰：「圣人久于其道，而天下化成」。又况庶明皆贤哲，励翼无怠，天子惟治迩而已。由迩可以及远，此理灼然。周公作《立政》，惟言王左右常伯、常任、准人、缀衣、虎贲，即庶明之在迩者。慎脩，思永，惇族，公已稔言之矣。圣人灼见事理，由迩而已，不必劳神于远；远不可忘，而非所详也。圣人知要，后世逐末。

先生曰：「《书》云『兢兢业业，一日二日万几』如何」？汲古对云：「儆戒，万事之几」。先生曰：「此说未是。几，微也。一二日，此心念虑之微，可言万也。尧舜时太平无事，如何一二日有许多事？今朝廷每日敷奏亦不知甚多，一二日断无万事」。

皋陶曰：「无旷庶官。天工人其代之」。盖有当为之事而后设官，然则官奚可虚旷？礼乐刑政无非左右斯民，使无失恒性。故《汤诰》曰：「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，若有恒性，克绥厥猷，惟后」。孟子曰：「放勋曰：劳之，来之，匡之直之，辅之翼之，使自得之，又从而振德之」。周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，极者大中至正，天地人所同之道。故庶官所职所施，无非天地，有毫釐不与天地相似，则为逆天。皋陶既言「天叙有典」，「天秩有礼」，「天命有德」，「天讨有罪」，所以明其无非天道，不可作好，不可作恶，不可置毫发私意于其间。后世庶官能若是乎？

汲古问：「《书》云『天叙有典，敕我五典五惇哉！天秩有礼，自我五礼有庸哉！同寅协恭，和衷哉！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！天讨有罪，五刑五用哉！政事懋哉』！吕东莱云：『敕者整齐工夫。寅恭是典礼之根源。典礼皆本于天，惟君与天为一，然后能惇之庸之。若不同寅协恭，皆是虚文，赏罚皆不可。有我此心，常勉勉不已，不可有一毫止息。才有止息，有我之心便生，便非天心』。此说如何」？先生曰：「五典者，父慈子孝，兄良弟弟，夫义妇听，长惠幼顺，君仁臣忠。不知者谓此五典人所为，知者谓五典皆天叙也。叙者，有伦理也。故亲生之膝下，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；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其五典皆人心之所固有。固有者，天也。敕者，谨戒之谓。惇者，厚也。人生本厚，因物有迁，始失其厚谨。戒之使不失其厚尔。五礼谓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，以凶礼哀邦国之忧，以宾礼亲邦国，以军礼同邦国，以嘉礼亲万民。庸，用也，在人能用之。此五礼皆人心之所不能自已者，天人一道也。寅有敬谨之意。五典五礼行，则君臣上下皆敬皆恭。衷，心也。其心皆和同，天地之间一而已。五服章采不同，随其德之大小而赐之服，惟当乎人心，则当乎天心。讨有罪，罪有五等，用刑亦如之。必合天下人心，则合天心，皆不可容一毫之私。懋哉者，是勉其无动乎意，以行其私也」。汲古谓：「圣人所为未尝不天，无毫发人为。五典曰天伦，五礼曰天秩，命有德曰天命，讨有罪曰天讨。至于功曰亮天功，民曰视天民。招损受益，以为天道；任官惟贤，以代天工。其动静罔不纯于天，故无为而治者，即天心之无思无为也」。先生曰：「是如此」。

汲古问：「舜欲观古人之象，命禹作服，日月星辰、山龙华虫绘之于衣，宗彝藻火、粉米黼黻绣之于裳，是为十二章。至周则升三辰于旂，而衣五章，裳四章，是为九章。其取象增损不一，而论多不同。未明其义」。先生曰：「象服十二章，以舜之圣犹未尽明，命禹明之。禹所明又不传于后，后学何敢遽言？《家语》云「心服衮职」，其义可明。人心即道，神明广大，无所不通。日月星辰皆光明，无思无为而无有不照，即此心之虚明，光宅天下。山以象静止不动而发生庶物，龙以象变化不测而霈泽博施。由是心而发诸礼乐政事，焕乎其有文章，则华虫似矣。清明澄澈，荡荡难名，即水之难于形容，姑绣以藻，则水可见矣。火之光照，象此心之照。用宗庙之彝尊，以其行道致孝。米以养人，而君心常患乎不博。粉而散之，则其惠广及。黼为斧形，铁黑而刃白，如此心之刚断柔，而无刚亦足召乱。半白半黑者，即天时之秋冬，地之西北，二者之间乃乾之次，合于天道，非出于人为。黻形两己相背，其色半黑半青。北黑东青，东北艮位，万物之所成终成始，是为冬春之际，一岁之分，象此心之辨察是是非非也。衮职如此，岂可不心服之？服，事也，当从事乎斯道也。周虽升三辰于旂，其在旂犹在服也。九章即十二章之道也，道一而已矣。

先生观《书》，谓汲古曰：「出纳五言汝听，何如说」？汲古对曰：「孔安国云：『出纳仁义礼智信之言』。吕东莱云：『五言，乐之成言者，今之三百篇《诗》是也。《诗》出于上者为出，出于下者为纳，出纳作之于乐』」。先生曰：「此不是东莱之说。五言是五方之言，出纳即舜命龙作纳言。又《周官》之训方氏，诵四方之传道，正岁则布而训四方。五方者，并中国也。五方多所传道者，乃其方人士之所习言之害道者，不可不训而正之也。诵其言于朝，纳也；布而训五方，出也。圣人之教民忧国如此。后世不复有出纳五言之官矣。孔子曰：『脩废官』」。

舜曰：「庶顽谗说，若不在时，侯以明之，挞以记之」。此微觉治之太速，故禹有「俞哉」之言。后曰「无若丹朱傲」，亦谓挞之遽，微有傲忽庶顽之意。意微起则浸而至于慢游，至于敖虐，其末流安知其不至于罔？水行舟之类，甚言之所以惧舜。某初疑「启呱呱而泣，予弗子，惟荒度土功」，是惟勤劳于事而已，殆非至精。后省所谓微动乎意者，亦不过不急于土功，而动念于呱呱，若此类而已。不动乎意则孰非精一，兹未见其粗也。

帝尧光宅天下之光，如日月之光，无思无为，寂然不动，而自足以默化天下之民，自足以默安天下之民。文王之不识不知，而德化自足以及广者，此光也。《易》言「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」者，此光也。谓之神者，言乎其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力为也。然此非于聪明文思之外复有所谓光也。尧之聪明文思，非出于人为，非由于造作。耳不蔽于声而自聪，目不蔽于色而自明。聪自无所不闻，明自无所不见。使胸中微有意有我，则外物必得以蔽之。惟其无意无我，故虚故明，故不得而蔽，故无所不通。文者自此而发，有自然之文；思者以此而思，有自然之深智。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无思无为，而光被四表，格于上下。深悟孔子曰「吾有知乎哉？无知也」，则默悟乎此矣。

《益稷》篇，夔曰：「戛击鸣球，搏拊琴瑟以咏，祖考来格。虞宾在位，群后德让。下管鼗鼓，合止柷敔。笙镛以间，鸟兽跄跄。箫韶九成，凤凰来仪」。夔曰：「于，予击石拊石，百兽率舞，庶尹允谐」。按《明堂位》言四代之礼乐而击玉磬，《郊特牲》言诸侯之僭，宫县，击玉磬。孔安国谓球，玉磬。某谓或戛或击，以鸣球玉，或搏或拊，以鼓琴瑟，以此而咏歌，歌永言而声依永也。以人声为先，而球琴瑟从之，故曰以咏。是时祭礼初行，祖考来至。虞宾天子之后，在助祭位；群后德让，亦以初就位，故让也。让出于诚，出于德性也。然后堂下之乐管鼗鼓，与堂上之乐合作。其一成也，止以柷敔。《仲尼燕居》言两君相见之礼，升歌清庙，下管象舞，夏籥序兴，其次序亦与此同。笙镛亦堂下之乐，验诸周礼亦然。大钟谓之镛，其笙镛之间作也，鸟兽跄跄然而来至，其九成而凤凰来仪。夔又曰：于，予之击拊石磬也，百兽率舞，庶尹允谐。舜德格于上下，感于神人以暨鸟兽，而韶乐和声又感动之，是以其应敏速。非分外事也，道未始不一故也。孔安国谓戛击为柷敔，殊未安。下言「合止柷敔」，安国又谓「上下合止乐，各有柷敔」。按《尔雅》，所以鼓柷谓之止，则柷所以止乐，非合乐。安国又谓搏拊者，拊以韦为之，实以糠。《乐记》「会守拊鼓」。《周礼》小师击拊，大师登歌，令奏击拊。而故书「附」为「付」。则付、附、拊特未定也。《明堂位》拊搏玉磬，揩击大琴大瑟，则搏拊所以击之，非器也。荀子曰：「县一钟，尚拊之」。《大戴礼记》曰：「县一磬，尚拊」。然则附或付或拊，诚有其器，器甚古矣。而夔曰：「搏拊琴瑟」。则拊非器也。乃《明堂位》拊搏击之谓，其出指曰「搏」，入指曰「拊」欤？世亦曰拊琴而搏，其声搏然。况下言「拊石」，岂韦糠之谓也？《大戴礼记》「县一磬」，其玉磬欤？鸣球宜尚附。韦糠之制甚古，夔偶不言欤？抑击拊，周礼非虞礼欤？若此咏歌有附，尚于磬，则宜居鸣球之先，不宜居后？然夔所言乃略举所作致感应之效者，非备言乐器也。人声玉声丝声不及远，故在堂上。今鼓琴不在堂下，则声大矣，此亦可验。

箫韶九成，何为能使凤凰来仪？击石拊石，何为能使百兽率舞？庶尹允谐，帝舜于是乎作歌曰「惟是为几」。几，微也，动之微也，是为感动之几也。犹机焉。其发甚微，其应甚远，其道心之微乎，其精一之神乎。是几也，可言而不可见，可以略言而不可以详言。欲知此几即「元首之起哉」是也，即「股肱之喜哉」是也，即「百工之熙哉」是也。是几也，为正为中，为和为乐，为治为熙，为敬为钦，为善为一，皋陶所谓「念哉」者，此也。「率作兴事，谨乃宪，钦哉」者，此也。所谓「屡省乃成」者，此也。所谓明，所谓良，所谓康者，此也。所谓丛脞，所谓惰，所谓堕者，非此也。

某读《伊训》，至官刑，曰：「敢有恒舞于宫，酣歌于室，时谓巫风。敢有徇于货色，恒于游畋，时谓淫风。敢有侮圣言，逆忠直，远耆德，比顽童，时谓乱风。惟兹三风十愆，卿士有一于身，家必丧；邦君有一于身，国必亡。臣下不匡，其刑墨，具训于蒙士」。某于是惊念夫今常情庸俗，其恒舞恒歌者亦寡，恒畋者亦寡，至于徇货色者多矣，人往往未必知家必丧。徇色而丧家者，人亦具知，至于恒游，人固以为非大恶，可恕。学子习举业，时文而已，轻浮纵逸，往往戏侮圣言，以为有司不以是去取。若夫逆忠直，远耆德，则所至如是。远耆德，则自然比顽童矣。其于忠告者率不悦，甚者继以怒。其于老成，则曰「昔之人无闻知」，纵不诮毁，则亦不亲狎矣，望望然去之矣。乃不知所以丧家者在是，可不惧哉！可不戒哉！可不深念哉！可一读遂已，不书己之所犯于坐右，而日日观省哉！

箕子曰：「思曰睿，睿作圣」。孔子曰：「心之精神是谓圣」。孟子曰：「仁，人心也」。后世学者率求道于心外，不悟吾心之即道也，故《易大传》曰：「百姓日用而不知」。子思亦曰：「率性之谓道」。殆不必言率也，性即心，心即道，道即圣，圣即睿。言其本谓之性，言其精神思虑谓之心，言其天下莫不共由于是谓之道，皆是物也。孩提皆知爱亲，及长皆知敬兄，不学而能，不虑而知，非圣乎？人惟不自知，故昏故愚。孟子有存心养性之说，致学者多疑惑心与性之为二，此亦孟子之疵。

《洪范》九，五福不曰贵者何也？皇极之道，人所共有，欲使庶民咸于此极则，贵有限，故不言。唐虞之际，比屋可封，文王之时，成人有德，小子有造，岂能使人人贵哉！故六极亦不言贱。若夫富则有俭，德者皆可致，不贫之谓富。《周官》序言「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」。三代而上，其于民无贵贱，无不教。

《康诰》曰：「人有小罪，非眚，乃惟终，自作不典，式尔，有厥罪小，乃不可不杀。乃有大罪，非终，乃惟眚灾，适尔，既道极厥辜，时乃不可杀。王曰：『呜呼，封，有叙，时乃大明服，惟民其敕懋和。若有疾，惟民其毕弃咎。若保赤子，惟民其康乂』」。某观《书》至是，又观首篇言「文王明德慎罚」，又忆念《舜典》眚灾肆赦，怙终贼刑，而曰古先圣王之治天下，不得已而用刑，皆所以左右斯民，使归于正。今大罪之眚灾者固上奏而不杀，至于小罪非眚，终自作不典式，则断断乎不杀。岂周公之严不如后世之宽哉？而举一世贤士大夫之论，咸以为不可行，何也？然则贤士大夫当深思周公、大舜之旨。夫刑者所以治民之不善，使复于善尔。彼怙终不善，则杀之也宜，杀一人而众人畏惮，不敢长恶，善心兴起者不知其几也。否则屏之远方。如疑，则赦或罚可也。虽然，文王先敬忌明德，家既齐，大小之臣无不一于正，而后可以治民；不然，则亦未可。故《康诰》曰「不能厥家人，越厥小臣外正，而惟威惟虐，乃非德用乂」。

先儒谓王城与成周为二地，某窃疑其不然，纷纷于今，盖本乎孔安国一人之说。夫《召诰》序言成王在丰，欲宅洛邑，使召公先相宅；《洛诰》序言召公既相宅，周公往营成周，使来告卜，则所谓成周即洛邑王城明矣。而安国乃析为二者，盖以周公曰：「我卜涧水东，瀍水西，惟洛食；我又卜瀍水东，亦惟洛食」。安国疑此卜二地，遂谓瀍水之东为下都，为成周，与洛邑王城异。自此说一立，而后世诸儒不复审考，遂祖述不已。而某所以疑其不然者，其情状大体已著于前矣。若夫卜瀍水东，亦惟洛食者，见龟所食墨，亦依洛邑之吉尔，「亦」之一言，明非二事。王于是拜手稽首以谢周公曰：「公不敢不敬天之休，来相宅，其作周匹休」。未尝及别为下都以迁殷顽民之意。《多士》序曰：「成周既成，迁殷顽民」。《多士》亦言「于新邑洛」。又曰：「今朕作大邑于兹洛」。《毕命》亦曰：「周公毖殷顽民，迁于洛邑」。则洛邑即成周，岂不益明？合《召诰》、《洛诰》、《多士》、《君陈》、《毕命》五篇之序读之，情状昭昭。又《春秋左氏传》言「王子朝入于王城，用成周之宝圭于河」，益验王城即成周。昭二十六年冬十一月王子朝奔楚，敬王入于成周。甲戌盟于襄宫，十二月王入于庄宫。按昭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王城，秋七月鄩罗纳诸庄宫。则庄宫在王城中，则成周即王城又明矣。宗庙宜在王城，事理益著。又况敬王微弱，既告于晋，合诸侯以修所居之城矣，又岂能营宗庙、宫室、郊社、百司、庶府、宾馆耶？则益验成周即王城，非独指瀍水之东益明。左氏率好更辞，既曰王城，又曰成周，乃其属辞常法。又孔颖达《正义》于王城言「今基址可验」，而瀍水之东不言有基址可验。节节可审，知成周与王城非异也。

周公既复政厥辟，乃拜手稽首告王以立政之至要，首曰「王左右常伯、常任、准人、缀衣、虎贲」，忽良久而后叹曰：「呜呼休兹，知恤鲜哉」！休者，叹美之辞。谓夫兹乃致治之至要，而后王知以此为忧恤而深虑之者亦鲜矣。呜呼！兹诚立政之机要，虽四海之广，夷狄之远，其治乱、其叛服尽由于此。王者诚能竭心尽情，精择左右大臣，与夫亲信近臣皆得其人，如涤水之源，其流派不足虑矣，如培木之本，其枝叶无所患矣。用力少而取效多，其机甚近，而其应甚远，岂不要且妙哉！所谓休者以此。虽然，使自古世主皆知此为要，皆知此为急，皆能恐惧深忧详察，则必得其人，必致治安，不复有乱亡之祸。夏可以长有天下，商不得而代之；商可以长有天下，周不得而代之。惟其知以为忧者寡也，故周公首以戒成王，恐王心之忽乎此也。伯，长也。王左右伯长之官，大臣也。任，信任也，居王左右，王所信任之官，近臣也。既为长伯，既所信任，必得大贤始居其职；既为大贤，不可辄易，当常居其位，故曰常伯、常任。至于准人典司法，则亦可以次贤为之，亦贵久任，而其体稍降，其人易得，不必以常为名。缀衣，掌帟幕小臣。虎贲，持戟屏卫之士。言至此，则凡在朝列与夫侍御仆从，盖尽举之矣。然亦不过王左右之所亲近，此诚可谓灼知立政之要领矣。岂有大臣近臣皆大贤，而其保任远臣有不可信者乎？岂有朝廷既治，而外治有不举者乎？岂有侍御仆从罔匪正人，而王心有不善者乎？王心既善，大臣近臣又皆善，而远臣有不善乎？世主岂不知大臣近臣之不可不择，而周公深有虑于成王者，盖略知所择，则所择不精，深忧深虑则所择必精。苟非明哲之主，往往忽于其近，劳神于远。且一意于择近臣，犹虑其或差，而况劳思于耳目所不及之地，难哉！好详而不好要，必至于两失；好要而不好详，必可以两得。是故惟明王好要，以择近臣为忧，知天下安危治乱尽在此，则不敢以其违己而恶之，不敢以其从己而乐之。众好必察，众恶必察，虚中静观，既视所以，又观所由，又察所安，安者其久也。惟深虑久察，则虽有深奸隐情，久而自露。历观自古乱亡之君，大率以人违己而疏，从己而亲，故贤者常远，不肖者常近，而乱亡随之。虽中材之主，苟知安危治乱惟在近臣，深忧精察，自然不敢轻易以从违为用舍。周公大圣人，灼见治乱之机在于知恤而已矣，故深致其意，特异其辞以启成王。难者曰：「舜辟四门，明四目，达四聪，四方万里之情要使尽达于上，亦当察远臣之贤否。而兹止以左右为言，殆亦不可偏也」。曰：远情诚不可以不通，此谓通远情，非谓择远臣；选择远臣，责之于近臣而已。远臣之罪，近臣之罪。明主之所深虑者，在左右而已，周公致戒，诚为切的。

先生谓汲古曰：「周公若曰：拜手稽首，告嗣天子王矣，用咸戒于王曰：『王左右常伯、常任、准人、缀衣、虎贲』。周公曰：『呜呼休兹，知恤鲜哉』！此说如何」？汲古对曰：「成王继统，周公摄政，故致敬而告之曰：『嗣王代天作子，非可轻也』。群臣因公之言，咸进戒于王，则谓王左右之臣皆不可以非其人。周公遂叹曰：『当此太平休美之时，而知忧此者鲜』」。汲古因又问：「如『常伯、常任、准人、缀衣、虎贲』与『呜呼休兹』，说者多不同，敬求其诲」。先生曰：「伯，长也，谓六官之长及三公，当常久其任，故曰『常伯』。其次在王左右常任事之人曰『常任』，其在左右司法度准则之人曰『准人』。庶职之繁，言之不尽，遽言缀衣、虎贲之微，则其间在左右之职尽举之矣。缀衣，掌帷幄下士，《顾命》『出缀衣于庭』。虎贲，谓虎士八百人，掌先后王。周公发叹而曰『休』者，以前言之甚美也。盖治道不远，近在王之左右；左右苟得其人，则君德乌得而不正？曰『兹』者，公指所言左右之臣也。今人言亦有此类。『休』绝句，『兹』亦绝句。谓治要在此，然知以此为忧恤者鲜。使人君能忧虑乎左右之臣，则不肖无自而入，有治而无乱，有安而无危。圣人之言非不切，至后世君臣如醉如梦，故胎祸于无穷」。

世儒之言果断，惟曰处事当决，无疑滞，盖误解《周官》「惟克果断，乃罔后艰」之语。《周官》盖言功崇惟志，业广惟勤，继曰「惟克果断」，所以赞言志勤，戒毋悠悠，当如舜若决江河，沛然莫之能禦也。谓夫知之已审，见之已明，而又悠悠不勇进，则不可；非谓见未明，知未审，冒然勇往也。后儒所谓果断乃此类耳。异哉！观古书不达其旨，惟就己说，既误己，又误人，谬以千里。夫知已审、见已明，尚当询谋，况于未明未审而遽果断哉！某深虑世说久固，遗祸无穷，敢敬指《周官》上文以證。

《书》首言《尧典》、《舜典》。典，常也。舜曰「惟精惟一」，一亦常也。仲虺之称汤曰「率厥典」，又曰「谨厥终，惟其始」，所以勉之，常也。《咸有一德》一篇，伊尹所以丁宁训谕大甲曰「常厥德」，曰「一德」，惟常故一，惟一故常。又曰「终始惟一，时乃日新」，又曰「协于克一」。傅说告高宗曰：「念终始典于学」。《洪范》曰：「皇极之敷言，是彝是训」。彝，常也。夫以皇极之道，箕子为武王谆谆言之者，乃在于彝之一言，则常道之为道大矣。成王命微子亦曰「率由典常」，诰康叔又曰「勿替敬典」，命蔡仲曰「率乃祖文王之彝训」。《周官》曰：「其尔典常作之师」。呜呼，古圣贤所以立德，所以出治，无他奇巧，所以每相诲告，率不过典常之道。自后学观古圣人之道德事业，当有高深奇异之论，而《书》之所载惟曰「常道」，岂古圣贤未肯尽剖胸中之秘，而政事之外复有精微之旨哉？是不然。孔安国不知道，裂而殊之，故以三坟为大道，五典为常道。不常何以为道？不一何以为道？道心惟微，本精本一。人心即道心，心本常。故合乎天下之公心而为政为事，则其政可以常立，其事可以常行；不合乎天下之公心而为政为事，则其政不可以常立，其事不可以常行。箕子曰：「无偏无陂，遵王之义。无有作好，遵王之道。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。无偏无党，王道荡荡。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」。荡荡平平之道，即常道也。无深无奇，不怪不异，平夷简易，而天下之道无越乎此。由古到今，有失此常典平夷之道而能有济者，未之前闻也。

汉孔安国谓鲁共王坏孔子旧宅，欲广其居，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。刘歆谓孔壁中得《逸礼》有三十九，《书》十六篇。有，又也，即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」之「有」也。时世已有鲁淹中所出之礼，世谓之「礼古经」者七十篇，文与孔壁之礼相似，而又多三十九篇，故曰「有」；世所未见，故曰「逸」。亦犹世已有伏生之书，与孔壁之书文相似，而又多此逸篇之书，非孔壁中止有此篇数也。自大小戴已集此《仪礼》，刘向《别录》亦见之。向、歆父子之校书秘府，备见古文。汉《艺文志》亦谓孔壁中得古文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。《礼记》者，有礼又有记也，即孔安国所谓「传」。《艺文志》又谓之「古经五十六卷，经七十篇，记百三十一篇」。后又谓：「《礼古经》者，出于鲁淹中，及孔氏学七十篇，文相似，多三十九篇」。盖世尊尚之，故曰「经」，实古传。

古之宰天下者，才忌太高，识忌太明。大可疑者在吾目中，则小可疑者何伤？彼识太明，则必也迫视之。大不正莫逃，则小不正者置之度外可矣；彼才太高，则不穷讯不已也。故道不足而才识有馀，始未免为高明所使，终未免为高明所累。舜之十六相，商之伊、傅，周之周、召，有妙天下之才，反以不露为高，雌守其雄之谓也。有妙天下之识，反以不察为明，黑守其白之谓也。雌守以雄，在吾度外者，莫知吾之高；白守以黑，在吾目中者，莫知吾之明。由焉安焉，老焉死焉，曰彼相于我何力哉？是为有妙天下之道。夫道者，盖所以充才识使之高明，又所以将高明使不至于过也。独不见《坤》在《乾》上为《泰》，《泰》之时，三阳用事，莫高明如也。肆高明所之，何求不遂？而九二惟中行是尚。阴，可疑者也，外之而已，未尝迫视；小人，不正者也，外之而已，未尝穷讯。何哉？迫视穷讯，非中道也。《坤》之道用中，《泰》之道用《坤》，相之道用《泰》。九二之道曰包荒，相之道也。九二之效曰朋亡，相之业也。汉高平侯魏相，《易》学也。考其为相，虽载物歉于《坤》，而包荒可进于《泰》。地节三年至四年，平丘侯迁、清河王科以可疑遣，冠阳侯云、博陆侯禹、乐平侯山以不正诛。名实一寤，朝野俱清。连逮者听其自遁，诖误者容其自新，相于是为不失《泰》九二意矣。地节、元康，三王、三史、三许相先后以戚侯，或者以为非汉美事，相犹可诿，曰有申伯故事在也。许伯之弟舜欲监护太子家，疏广不从。元康二年诏侯舜，广父子于是去矣，而相不去也。制贵臣之骄，革副封之弊，既资伯为之先；议发兵之非，又资伯为之后，或者以为非相美事，相尤可诿者。仆曰不然。自名观之，伯外戚也。自实观之，檀长卿为沐猴舞，司隶校尉劾之，伯曰释之，则伯长厚人也。宣帝十八岁即位，元康以前未三十也，伯无日不在帝侧。地节以后，又策诛逆之勋，何事不可请哉？十数年间，史无过失可书，则伯谨饬人也。宣帝无过举，无失德，虽曰天成，要其人助，未必非伯长厚谨饬力也。相岂得以名废实，望望然去之？论其迹，伯与相非类矣；论其心，诛大逆、安至尊非细事，伯与相初同谋，后同功。同谋而不泄，同功而无争，吾类犹有不能为者，相岂得以迹妨心，望望然去之？故广不附伯，徇迹也；其去，存名也。相不外伯，徇心也；其留，存实也。去留不同，同归于是。孟子曰「或去或不去，归洁其身而已矣」，殆豫为相与伯设与。仆持此论久矣，未尝敢闻于人，尝试为阁下诵焉。阁下学已夐出于汉，道可复入于《易》。其本源深，故其流不激；其涵蓄厚，故其发不章。相国四年于兹，鼓一元于溥博，转万物于混成，盖自《坤》之直方大出也。《泰》之九二，特《坤》之绪馀耳；相之不失九二之意，又特《泰》之绪馀尔，相足为阁下诵哉？阁下向者尝为仆包荒，幸矣；兹者更能不遐遗仆，则幸之幸也。二者适然，皆《泰》说也。他求其说，未有切于《泰》，聊藉口尔。《泰》足为阁下诵哉？不备。

伏审穆宰清朝，提纲钜典。钧衡虚位，登庸已断于上心；粉泽成书，述作先资于大手。载颁涣号，益耸岩瞻。窃以帝胄久而益繁，史例多而贵约。周王孙子，绵百世之本支；鲁国《春秋》，著一字之褒贬。惟圣代并修于大册，必宰臣兼总于群贤。若赵文起以宗卿，而纂昭穆之序于祥符；如吕文靖以故相，而董笔削之权于庆历。是昭殊眷，岂限彝章。今当轴尚阙于冢司，故提领特资于良辅。恭惟参政知院，才高命世，识远齐天。敦大裕和，济忠懿鼎彝之美；雄深捷健，增文禧翰墨之光。早陈契稷之猷，荐被勋华之眷。赞经纶于帝席，运开辟于机廷。匈奴之运直百年，既息边隅之警；汉家之统接千岁，用昭简册之传。果膺注倚之隆，式副总裁之重。金匮玉版，将勒成于一经；衮衣绣裳，即宠登于三事。